大明嘉靖年間，成都府下轄的彭縣發(fā)生了一樁普通的官場弊案。
　　說它普通，是因為這案子的規(guī)模很小，案情簡單，罪行尋常，講起來實在是乏善可陳。可正因為它太過平常，在大明一千多個州縣里頗具普遍意義。于是這一樁普通小縣的普通小案，儼然成了一個繁盛王朝的青之末。
　　彭縣緊鄰成都府的北邊，相距四十多里，乃是川西重鎮(zhèn)。有詩人寫過一首《彭州歌》：“彭州昔號小成都，城市繁華錦不如。”評價殊高。
　　嘉靖二十年（1541年）二月，一個叫陶成的當(dāng)?shù)厝俗哌M彭縣縣衙，高高興興領(lǐng)了吏帖，成為吏房的一位書手。
　　先簡單介紹一下大明縣衙的構(gòu)成。
　　明代縣衙里，最大的自然是知縣，叫作主官。他有兩個副手，一個是縣丞，一個是主簿，這兩位叫作佐貳官。他們仨都是有品級的朝廷命官，縣里的行政長官。在這三人之下，還有一位典史，叫作首領(lǐng)官，但沒有品級，不入流。
　　再往下，衙門里最重要的行政機構(gòu)，叫作三班六房：三班是指皂班、壯班、快班，負責(zé)儀仗、治安、緝捕之類，有時候還會多一個捕班，和快班合在一起，就是老百姓熟悉的“捕快”；而六房對應(yīng)的是朝廷六部，分為禮、吏、戶、工、兵、刑六個部門，各有主管業(yè)務(wù)。除此之外，還有承發(fā)房和架閣庫等辦公機構(gòu)。
　　在這些機構(gòu)里辦事的人，統(tǒng)稱為吏，也叫“胥吏”或“吏胥”。“胥”這個字，本意是有才干之人，十有二人，后來引申為基層公務(wù)員。
　　陶成加入的，是分管人事的吏房。他應(yīng)該受過教育，會識文斷字，在吏房里擔(dān)任書手——顧名思義，就是負責(zé)各類公文檔案的書寫、抄錄。
　　聽起來好像是個瑣碎活，可里面的門道實在不少。古代沒有復(fù)印機和照相機，公文全靠書手一筆一畫寫就。他大筆一揮，偷偷篡改幾個字，往往能決定一人乃至一戶的命運。
　　舉個例子。崇禎時廣州府有一個糧道吏職出現(xiàn)空缺，一個叫劉俸的吏員垂涎已久，但是資歷差一點。他遂買通了吏房書手，偷偷修改了自己的申報材料，把最關(guān)鍵的一個日期“五月二十八日”涂抹成了“九月二十八日”。幸虧當(dāng)時的推官心細，查了官府里的原始檔案，發(fā)現(xiàn)日期對不上，這才查獲弊案。
　　書手落筆一字之差，甚至能左右官職的選拔。可以想象，他的尋租空間該有多大。陶成靠著手里的這點權(quán)力，沒事收取一些常例賄賂，日子過得不亦樂乎。
　　四年之后，也就是嘉靖二十四年八月，一個叫陳佐的人也加入彭州縣衙，在戶房擔(dān)任算手。
　　戶房和吏房并稱兩大要害機關(guān)。戶房管的是錢糧稅賦之事，日常業(yè)務(wù)涉及大量繁復(fù)計算。陳佐腦子靈活，數(shù)學(xué)好，對于數(shù)字得心應(yīng)手，很適合這個職位。
　　和吏房書手一樣，戶房的算手也有能力掌控著別人的命運。他只消在賬簿上做一做手腳，一戶農(nóng)民便會生不如死。比如萬歷年間的濟南府，曾有一戶劉姓人家，得罪了當(dāng)?shù)厮闶帧＜{稅之時，算手硬把他家六畝三等瘠田劃成了一等上田，結(jié)果概算下來，要繳納的田稅翻了一倍，一家人只好上吊了事。想避免這事？很簡單，拿銀子來喂飽便是，可見這其中的尋租空間也不小。
　　書手和算手都是胥吏的一種，他們沒有官身，不算體制內(nèi)，薪俸也不納入國家財政開支。可是這些人把持著具體政務(wù)，又是本地人，比上官更熟悉地方情形和法令文牘，很容易從中做手腳，有時候日子過得比主官還滋潤。
　　尤其嘉靖年間，對胥吏來說正是個好時候。在這之前，胥吏都是有名額限制的，可到了嘉靖年間，突然掀起了一陣擴編熱潮，胥吏人數(shù)陡增。有人曾抱怨說：“衙門吏胥，原有定額。今郡邑吏想如故，胥較前增十倍不止。朝穿青衣而入，暮各持金而回。”可見其盛況。
　　陶成和陳佐的入職，即得益于這個大背景。
　　這兩個人為了能放心舞弊，不約而同地拜了縣衙里的屠主簿當(dāng)靠山，就此相熟。吏房和戶房本來聯(lián)系就比較緊密，兩個人很快勾結(jié)到了一起，沆瀣一氣，其所作所為，用后來官府判決的話說就是：“各結(jié)攬寫法，討錢使用。”
　　怎么個討錢使用呢？
　　嘉靖二十五年（1546年）八月，彭縣決定僉派一批老百姓來三班服役，指派吏房和戶房執(zhí)行。陶、陳兩人一聽，哈哈，錢來也。
　　這里要先說明一下，大明的縣衙體制很有意思，大致可以分成三類：官、吏、役。
　　彭縣的知縣、縣丞和屠主簿這樣的人，在朝廷吏部掛著號，算是官員編制；像是典史以及六房的正副主官，無品級，算是吏員編制；至于像陶成、陳佐這樣的書、算手，連編制都沒有，差不多算是聘任的合同工——當(dāng)然，胥吏往往世代相繼，比合同工可穩(wěn)定多了——無論如何，他們?nèi)耘f屬于“吏”這一層級。
　　再往下，到了具體的執(zhí)行團隊，則只能稱為“役”。
　　這個“役”，指的是徭役，更準(zhǔn)確點說，是力役。說白了，就是給政府出力氣白干活。一縣的日常雜事，比如馬夫、門子、庫夫、禁子、防夫、纖夫、傘夫、吹手之類，都屬于役。這些役職并沒有常設(shè)員工，都是從當(dāng)?shù)乩习傩绽锾暨x出來的，維持機構(gòu)運轉(zhuǎn)。很多公共事務(wù)，比如修繕營造、解糧征糧之類，官府也會僉派老百姓來應(yīng)役。
　　甚至連負有治安職能的三班，都不是專職。比如皂班，主要負責(zé)迎來送往、站堂呵道。青天大老爺在公堂上一拍驚堂木，他們拿著水火棍喊“威武”；青天大老爺出巡，他們負責(zé)在前頭舉著“肅靜”“回避”大牌子的儀仗。看著威風(fēng)體面，其實這些皂隸也屬于“力役”，可能今天站完堂，明天把皂服一脫就回家種地去了。為啥叫他們衙役而不是叫衙吏，原因即在于此。
　　在一個衙門里，幾個“官”在金字塔尖負責(zé)決策，幾十個“吏”在金字塔中間負責(zé)調(diào)度規(guī)劃，幾百個甚至上千個“役”在金字塔底吭哧吭哧干活。
　　事實上，縣衙的大部分工作，都是靠這種僉派百姓來完成的。原因很簡單，便宜啊。來充力役的老百姓是不拿工資的，還得自負伙食。徭役之害，大半來源于此。正如李樂批判的那樣：“居官者利其白役無工食，宴然差遣之，竟不知食民膏髓，為可痛惜，一大害也。”
　　當(dāng)然，朝廷也深知這事對百姓負擔(dān)重，雖然不能免除，但多少會做到公平一點。在具體的僉派規(guī)則上，要充分考慮百姓家庭情況，依次輪值，人口錢糧少的，去服一些相對輕松的徭役；人口錢糧多的，去服一些比較重的徭役，以示均平。
　　可惜，這只是理論上的設(shè)計，實踐中有的是辦法可以突破。
　　咱們回到嘉靖二十五年這一次僉派。
　　彭縣三班這一輪的役期已滿，很多衙役要返回家里，必須僉派一些新人來填補。這個動作，涉及戶房和吏房兩個部門：戶房負責(zé)查詢戶籍輪值表，確定應(yīng)役人選；吏房負責(zé)登記造冊。這份工作，便交由陶成和陳佐兩人來完成。
　　他們倆接到任務(wù)之后，第一件事，就是尋找合適的索賄人選。
　　可巧在僉派名單里，有一個叫劉選的平民。他被安排的役職是快手。這個快手，可不是做主播，而是在快班服役之人。快手的日常工作有兩大塊：一是遞送官府公文，二是緝捕治安。常年要奔走于十里八鄉(xiāng)，很是辛苦。
　　劉選不大樂意去做快手，可拒服徭役是很大的罪過，他只好找到陶成、陳佐二人，商量看有沒有啥法子。陶、陳二人居中協(xié)調(diào)，很快就拿出一個辦法。
　　他們找到一個叫劉本敖的閑漢，劉選每個月出三斗米、三錢白銀，讓劉本敖替他應(yīng)這個差事。反正審核的人是陳佐和陶成，只消在劉選戶籍上勾一個應(yīng)役，然后在三班名簿上補一個劉本敖，人數(shù)不缺就行了，沒人會認真核對名單。
　　這個操作，在貪腐業(yè)內(nèi)有個專業(yè)術(shù)語，叫作“買閑”。
　　劉選花了錢，但免得辛苦，自然心滿意足。劉本敖也很高興。快手雖然是個卑賤的職位，可若有本事，也能賺錢。劉本敖這種人，常年混跡衙門，熟悉各種門道。普通百姓避之不及的差役，對他來說，反而是好事。
　　比如衙門發(fā)現(xiàn)某戶人家牽涉官司，發(fā)下牌票——一張紙，上用墨字寫明事由與限定日期，朱字簽押，蓋有官印，作為差役執(zhí)法的憑。劉本敖拿著這張牌票，便可以上門訛詐。《幾亭全書》里對這種情況描述得特別生動：“差人持糧票下鄉(xiāng)……黑夜排闈，就床擒索，舉家驚惶，設(shè)酒送飲；及去，衣服雞犬一空。假如欠銀五兩，此番所費二三兩。手頭愈空，錢糧愈難完辦。”
　　還有更絕的。劉本敖還可以勾結(jié)陶、陳這樣的胥吏，開出一張不蓋官印的白頭牌票，下鄉(xiāng)隨意找人訛詐。反正老百姓不懂法，很容易就被唬住。《官箴書集成》里如此記錄：“每一快手一二十兩，賄買戶書寫就。……蓋快手借票催糧，原非為催糧計，不過借印票在手，無端索害鄉(xiāng)人。農(nóng)民多不識字，又多良善之人，彼即有完票在家，快手欲無端害之，幾十里外向誰分訴。……一張票，乃一快手幾年生活也。”
　　一張票能榨出幾年逍遙日子，可見區(qū)區(qū)一個快手，只要勾搭上胥吏，就能打開一片天地。
　　不消說，劉選、劉本敖事后還得拿出一點錢糧，孝敬陶、陳兩位。
　　很快，一個叫王廷用的人也找上門來。他一直在皂班當(dāng)差，這次應(yīng)役期滿，可以回家了。可王廷用不愿意走，因為皂隸的油水不少。比如打官司時內(nèi)外遞個東西、傳個消息，打板子時輕重斟酌幾下，也頗有幾分銀子可收，比種地輕省多了。
　　于是王廷用求到了陶、陳二人。在他們一番運作之下，王廷用成功買閑，頂替了另外一位叫嚴思安的徭役，繼續(xù)待在衙門。嚴思安還得每月給王廷用提供三斗米、三錢銀的工食。
　　王廷用覺得這兩位太厲害了，便把自己的同族親戚王廷美介紹過去。王廷美受過教育，能識文斷字，他不想在役職里混日子，打算弄個胥吏干干。
　　這事陶、陳能辦成嗎？也能。
　　縣衙里的胥吏，來源大多靠僉充，即從地方上選拔而來。只要你身家清白，年紀(jì)沒過三十，而且通過了業(yè)務(wù)考核，就有機會充任。不過吏職少，申請的人多，因此朝廷立下個規(guī)矩，叫“行柱定參”。
　　簡單來說。你取得了僉充資格，并不會馬上授職，而是作為“候缺吏”寫入“公格眼簿”，排上隊。什么時候吏職出缺了，按照公格眼簿的先后順序，依次參充，這叫行柱。
　　行柱排序的門道很多，有超參行柱、陛納行柱、農(nóng)民行柱、截參行柱、東征行柱等等，算法各不相同，彼此之間還有優(yōu)先級。但是，越復(fù)雜的規(guī)則，越容易被經(jīng)手胥吏玩出花樣來，什么戀參、壓參、超參、指參、爭參，讓人眼花繚亂。
　　陶、陳為王廷美準(zhǔn)備的花樣，叫“越次爭參”，就是通過涂抹、篡改公格眼簿，把他的候選排名挪到最前頭，一有吏缺，立刻便能授職。
　　于是，王廷美就這樣被運作進了戶房，成為陳佐的同事。
　　可巧在這一次僉派結(jié)束之后，屠主簿病逝，新來了一位主簿叫王仲杰。陶、陳、王三人趕去巴結(jié)，很快成為其心腹。有這么一尊神上頭鎮(zhèn)著，他們行事便更加肆無忌憚了。
　　我們看到，這么一番操作下來，陶成、陳佐兩人上結(jié)主簿，橫勾六房，下聯(lián)快手、皂隸，儼然在彭縣衙門里形成了一個上下貫通官、吏、役，橫跨諸多部門的小利益集團。
　　這個利益集團形成之后，都干了什么事呢？史無明載，不過后來官府在審判這個集團時，批語里用了四個字——生事害人。字里行間，可以想象是怎樣一番尋租的熱鬧勝景。
　　轉(zhuǎn)眼之間，到了嘉靖二十八年十月，又到了繳納糧稅的時節(jié)。
　　這是官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，一到這會兒，諸縣上下都會忙得不可開交。老百姓們除了苦著臉納完糧稅之外，還得提防另外一種麻煩，叫“解戶”。
　　要知道，糧食不會自己走路。各村各鄉(xiāng)上繳的糧食，還得集中起來，運到指定的倉儲地點入庫，才算完。大宗糧食的運輸調(diào)動，是一樁耗費浩大的工程。好在官府聰明得很，把解送糧食劃為徭役的一種。也就是說，可以僉派老百姓來做這件工作，而且是白干。
　　這些負責(zé)運糧的老百姓，被稱為“解戶”。
　　彭縣在嘉靖二十八年十月的總征收額，是六千六百石整，一共僉派了六十二個解戶。每一個解戶負責(zé)解送的糧食數(shù)量與地點，都不一樣。
　　篇幅所限，咱們只介紹涉案人員的情況：杜山一戶，解送本倉祿米二十五石；張馮剛、龔本舟、易本真、江淮四戶，共運廣豐倉火米四百三十石六斗。其他五十七戶也各有任務(wù)，不過與這個故事沒關(guān)系。
　　根據(jù)流程，解戶要準(zhǔn)備一份標(biāo)準(zhǔn)尺寸的空白文簿——連這個都要自己出錢——帶去衙門。吏房會先與戶籍比對，驗明身份，在空白文簿上寫下解戶名字，證明到役；然后戶房會根據(jù)事先的計劃，在文簿上填好解戶負責(zé)的解額以及運送地點，蓋上官印。
　　這份文簿，即解戶在解糧過程中的通行證、介紹信和回執(zhí)。
　　彭縣吏房與戶房負責(zé)填寫文簿的，不用說，又是陶成與陳佐兩個人。如此好的勒索良機，他們兩個是絕不肯放過的，遂公然向六十二個解戶索賄。
　　解戶們對此痛恨不已，卻根本無計可施。因為陶成和陳佐身在兩房，職秉親書，想要整人，光是明面上的手段，就能把你玩得欲仙欲死。
　　比如說，你拒絕賄賂，陶成會查看你的家產(chǎn)，把你家快病死的老黃牛算作成年畜力一頭，把你家兩個半大小子算成丁壯兩口。天哪，這么富裕的一家，必須多承擔(dān)點責(zé)任才行。他大筆一畫，把原來你負責(zé)解送的五十石漲到了一百石。
　　這還不算完。你帶著文簿到了陳佐那里，陳佐在上頭寫了四個地名，讓你去提糧食運入縣庫。你一看，好嘛，三界、慶興、磁峰和龍門山，這四個鄉(xiāng)分別位于彭州東邊、北邊、西邊和西南，差不多可以圍彭州跑一圈。而且其中三處都位于山區(qū)，推起小車運起糧食，感覺極度酸爽。
　　你就算上告，也只能去主簿王仲杰那兒告。他會支持誰不言而喻。你如果連主簿都不服，還想上告知縣，那更得想清楚了——嘉靖二十九年，彭縣知縣和縣丞職位一直空缺未補，由主簿代理縣政……
　　好在陶、陳二人不算太貪心，每一個解戶只索賄七成色銀八分。六十二個解戶，一共湊了四兩九錢六分，交兩人平分。
　　兩人收完賄賂，便開始給這六十二個解戶安排運輸計劃。由于大家都出了銀子，陶、陳也不必特別偏袒誰，盡量公平地進行調(diào)配。說來諷刺，這本該是小吏分內(nèi)之事，卻要在集體行賄之后才能實現(xiàn)。陶、陳兩人不用多做任何事，只是盡責(zé)地完成了本職工作，就能憑空造出一片尋租空間來。
　　計劃分配完畢，六十二個解戶領(lǐng)取文簿，各自散去忙活不提。
　　在杜山負責(zé)的區(qū)域，有一個叫方曉的農(nóng)戶，需要繳納二斗七升糧食。他嫌有點多，便求到了王廷用那兒去。王廷用雖然只是一個小皂隸，可他跟陶、陳二人關(guān)系不錯，深諳尋租之妙。王廷用先從方曉那里收取三升糧食，落進自己口袋，然后帶著一斗七升糧食去上納，強迫杜山按二斗七升足額收取，還順手訛了對方五分銀子。
　　杜山為此十分憤恨，要知道，解額如果不足，是要解戶自家往里填。王廷用這么一截一收，等于自己要平白多負擔(dān)兩斗大米。若是陶、陳二人也就算了，你一個皂隸怎么也敢湊過來訛詐？
　　可他只是一介平頭百姓，皂隸也是沒法惹的。不提別的，王廷用若是說動劉本敖，拿著空白牌票到家里來不走，幾天吃喝用度就足以讓杜山破產(chǎn)。
　　皂隸已經(jīng)算是衙門生態(tài)鏈的最底層，權(quán)力小到可憐，可即便如此，仍能從兩頭榨取些許好處。
　　來到了嘉靖二十九年三月。大部分解戶都完成了自己的運輸任務(wù)，放心歸家。可是杜山只完成了二十二石五斗，還差二石五斗；張馮剛、龔本舟、易本真、江淮四戶，完成了三百九十石二斗三升，還欠三十八石三斗七升。
　　這五個解戶，一共拖欠了四十石八斗七升大米。
　　如果是別的時候，這點差額含糊一下就過去了。可不巧的是，從去年——嘉靖二十八年——開始，每年年底，朝廷要求各地官府要把一年出納錢谷修成會計錄，分列歲征、歲收、歲支、歲儲四柱，以杜絕積弊。
　　更不巧的是，在嘉靖二十九年，貴州銅仁和云南沅江陸續(xù)爆發(fā)了規(guī)模不小的叛亂，朝廷調(diào)集四川、湖廣、貴州三省大軍會剿。這一應(yīng)軍費開支，都得仰仗四川布政司承擔(dān)，其中成都府更是力扛大頭。
　　成都府為了應(yīng)付審計和軍費，恨不得把倉廩里最后一點糧食都刮走，對于轄下諸縣的稅賦數(shù)字極度敏感。彭縣的糧食一少，成都府立刻就有了反應(yīng)。
　　最先覺察出問題的是一位姓鄢的巡按御史。他本來想責(zé)成彭縣自查，又怕上下串通，于是調(diào)來了墊江縣的胡知縣，以第三方的身份去核查錢糧。
　　胡知縣抵達彭縣的時間是嘉靖二十九年的六月。署理縣事的主簿王仲杰派了本衙戶房的一個人配合工作，這人正是陳佐。
　　此事調(diào)查難度不大，很快胡知縣便查明，短少的四十石八斗七升大米，是彭縣僉派的解戶解糧不足額之故。胡知縣認定是那些解戶監(jiān)守自盜、暗中侵吞了這部分糧食，決定判他們一個侵欺之罪。
　　注意，胡知縣查明的，是彭縣解戶侵欺這個事實，但具體是哪一個解戶干的，他一個外地人無從措手，得靠當(dāng)?shù)貞舴康鸟憷羧フ{(diào)查明白。于是胡知縣把陳佐叫過來，讓他去把相關(guān)人等拘來衙門聽審。
　　陳佐嗅覺靈敏，膽大包天，一聽胡知縣的口風(fēng)，立刻意識到這又是一個發(fā)財?shù)牧紮C。
　　他身為戶房算手，一查賬冊就知道怎么回事。陳佐把杜山、張馮剛、龔本舟、易本真、江淮五個人叫到一起，說你們要倒霉了，胡老爺知道你們欠糧太多，要判重罪。你們幾個如果湊二兩銀子給我，我就給你們想辦法遮掩。
　　杜山本來就一肚子氣，聽到陳佐還敢要錢，堅決不肯給，轉(zhuǎn)身走了。其他四個人琢磨了一下，紛紛表示，他們愿意出錢免災(zāi)。
　　陳佐收下二兩銀子，施展出了一招“李代桃僵”。
　　胡知縣在墊江做官，并不熟悉彭縣情由。錢糧短缺，他可以通過賬冊計算，但到底是誰侵欺，就沒有什么人脈可以去查實了。
　　陳佐抓住這個破綻，找到吏房的陶成，憑空捏造出一個解戶，名字特別有日本味道，叫作江張本舟——其實就是從四戶人名各取了一個字，那四戶所欠的三十八石三斗七升大米，都一股腦算到這個虛構(gòu)人物頭上。
　　接下來，陳佐上報胡知縣，聲稱是杜山和江張本舟兩個解戶拖欠。胡知縣只關(guān)心錢糧落實，哪里想得到其中一人是虛構(gòu)的。他大筆一揮，判決兩戶侵欺之罪，徒五年，如數(shù)追繳前糧。不過《大明律》允許用谷物折抵刑期，胡知縣給開了個價，如果犯人愿意上納七十二石罪谷，便可以抵消徒罪。
　　這七十二石罰款，名義上由杜山與江張本舟分攤，一人三十六石。
　　江張本舟的三十六石，自然是那四戶人家分攤負擔(dān)。他們雖然肉疼，好歹不用被抓起來了。只是苦了杜山。本來五人均攤罰款，一人只需負擔(dān)十四石四斗。現(xiàn)在那四個人合為一人，自己負擔(dān)陡然增加了一倍不止。
　　判完案子，胡知縣便按程序上報按院，抄送成都府通判，同時發(fā)給彭縣主簿，責(zé)成他們監(jiān)督人犯繳納前糧以及罪谷。
　　到了這一年的十月份，這四戶人家總算把沒完成的解額與罪谷繳納完成，逃過一劫。
　　只有杜山陷入了絕望。
　　當(dāng)初戶房安排給他的解額是二十五石，尚且完不成，更別說還有追加的三十六石罪谷。杜山在后來的供狀里，自承當(dāng)時自己“陷入死地”。
　　就在這時，杜山忽然聽說，那四家人是靠陳佐捏造出一戶假人才得以過關(guān)的。他大為憤怒，如果當(dāng)初陶、陳二人沒有收取賄賂，如果王廷用沒來敲詐，他說不定能完成自己的解額，不用受這么多罪。
　　這兩個人是罪魁禍?zhǔn)祝瓷献约浩飘a(chǎn)，也不能饒過他們！杜山暗暗下了決心，可是縣里有王主簿一手遮天，要告，只能去成都府里投訴。
　　可告官也不是那么容易。杜山的案子已有了定論，想要翻案太難，而且也沒什么可翻的，他確實沒完成。得選一個好切入點，才能引起上級高度重視。
　　杜山大概得了一位高人指點，他向成都府提告的狀子，對自己的事只是約略一提，重點放在了“李代桃僵”這件事上。他控訴陳佐這個刁吏，明知胡知縣前來盤查錢糧，仍收取賄賂，偽造戶籍，替那四戶遮掩罪行。
　　這一招特別狠。領(lǐng)導(dǎo)不介意你糊弄百姓，但非常介意你糊弄他。平日魚肉百姓也就算了，上峰來查賬也敢弄虛作假？也太不把成都府放在眼里了。
　　這一劍，就戳到了要害。
　　杜山的招數(shù)不僅如此。他在狀紙里還特意提了一句，說彭縣上一任楊知縣，曾經(jīng)打算要革除陳佐、陶成、王廷用、劉本敖等人，結(jié)果反被他們聯(lián)手陷害而死。這些人至今仍逍遙法外，剝害鄉(xiāng)民。
　　這一招就更狠了。
　　這幾個人到底有沒有陷害楊知縣、怎么陷害的，后人永遠不可能知道了。但這種事情，在當(dāng)時很有可能發(fā)生。
　　知縣是科舉出身，精熟典籍，卻未必了解庶務(wù)，何況他又是流官，干幾年就要調(diào)走。胥吏們雖然地位卑賤，卻深諳鄉(xiāng)情，彼此抱團，把持著大部分基層政務(wù)。所以在縣衙的生態(tài)圈里，胥吏集團可以和縣太爺相頡頏。真逼急了，胥吏們施展手段，甚至可以把知縣生生逼走。
　　在崇禎朝的廣州府新安縣，曾有過這么一個案例：新安縣里有個胥吏叫陸榮祖，想要謀求一個職位，可負責(zé)選拔的承行吏員陶一魁秉公行事，拒絕了他的要求。陸榮祖大怒，竟然活活把陶一魁毆打致死。這么一起嚴重的人命官司，新安知縣居然不敢管，生怕得罪了陸榮祖。直到苦主上告廣州府，兇手才得以伏法。當(dāng)時的廣州府推官顏俊彥在判決里感慨：“吏之如虎也，令之如羊也。”可見有時候知縣也是弱勢群體。
　　《吏治懸鏡》里對胥吏的兇悍，描述得更加精準(zhǔn)：“本官稍有瑕疵，輒指為把柄，講呈說告，恐嚇多端，賣訪勾窩，陷害無罪。于是長厚受其挾制，莫敢伊何；嚴刻者化為癡呆，憚于用罰。”
　　知縣上任，往往會帶至少兩個師爺幕友，一個精通刑名，一個精通錢糧，分派到六房，就是為了從胥吏手里稍微奪回主動權(quán)。
　　不過胥吏欺官這種事，很少會拿到明面上來說。朝廷體面還要不要了？官員威嚴還留不留了？杜山一紙狀書戳破了這一層窗戶紙，直接指控陶成、陳佐等幾個人欺官，操控縣治，連知縣都坑死了。結(jié)果整個案子從一樁賄賂小事上升到了“彭縣還姓不姓朱”的問題，不由得上峰不上心。
　　這一份狀書，于嘉靖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三日遞交給成都府。
　　一般來說，此類案件會交由成都府推官負責(zé)審理。不過推官業(yè)務(wù)很多，未必每天都在，因此在這之前，公堂還有一個預(yù)審環(huán)節(jié)。
　　成都府的公堂，每天會有兩名刑房吏員值守，一個叫直堂吏，一個叫直印吏。直堂吏負責(zé)預(yù)讀上交的訴狀，初步判斷其性質(zhì)，并簽發(fā)牌票，召喚涉案人員等；直印吏則負責(zé)記錄公文往來，他的手里有一個簿子，上面寫今天哪一房收到公文幾道，用了幾次印，有幾封訴狀上交，有幾道牌票發(fā)出，等等。兩者互相配合，也互相監(jiān)督。
　　二十三日這一天，值班的直堂吏叫楊漢采。他收到杜山的訴狀，先讀了一遍，并沒有急著轉(zhuǎn)交。這個指控很敏感，不能偏聽一面之詞。推官老爺就算要審，也得等原告被告到齊了再說。直堂吏的主要工作，就是預(yù)先把相關(guān)人等材料準(zhǔn)備齊全，讓老爺可以直接升堂斷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