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切離開得那么久了。一切又仍在咫尺。那些本應因太久而遠去的東西，常常在不經(jīng)意間跳出來，使我那歷經(jīng)三十度寒暑歷練的情懷，像開凍的冰層那樣出現(xiàn)咔咔嚓嚓的陣陣震顫。
　　我暫且生活的這個小城里流行著文學病，一九八〇年以后縣文化館的兩名創(chuàng)作輔導干部，先后獲得了全國優(yōu)秀新詩獎和全國優(yōu)秀短篇小說獎，而使這病變得愈發(fā)肆虐了。最令人感嘆的是有兩名青年農(nóng)民在高中母校同場發(fā)表演說，先上臺的發(fā)誓要作魯迅第二，后上臺去的不甘示弱，賭咒要拿諾貝爾文學獎。
　　小城在鄂東英山，舊稱城關鎮(zhèn)，如今借城郊的幾眼溫泉而改名叫溫泉鎮(zhèn)了。
　　我的青春夢境里，像絕大多數(shù)男孩那樣：想當兵，可是那該死的副鼻竇炎，銷蝕了也許應該與巴頓齊名的將軍；想打籃球，可是那倒霉的一米七〇身高，使之一聽到穆鐵柱的名字就感到世界太不公平；想當小提琴家，雖然使勁在省歌舞團的那位首席提琴手面前鋸了幾天馬尾，仍無法使之發(fā)現(xiàn)丁點天賦；再后來，我僅僅只能在光廠名就叫人心煩的閥門廠當了一名車工（這座集體所有制的小廠使我蒙受出身不好之冤，至今仍未得到昭雪），盡管我為工廠的宣傳欄寫了一些叫作詩的東西，盡管這文字曾獨占了整整一場晚會，但這僅僅是作為先前團支部宣傳委員，后來團支部書記，對自己所組織的活動履行義不容辭的職責。
　　感謝某次上夜班突然遭受三百八十伏電壓的電擊，從三天眩暈中清醒過來，小城中普遍流行的文學病不可避免地侵入到我的肌體，而且是積重難返，于是我用建設四個現(xiàn)代化所急需的那種干勁寫起小說來了。為什么？大概是覺得剛剛結識的后來寫了《第九個售貨亭》的姜天民兄，相貌長得并不比自己標致——除了這些我實在不敢瞎說，有些東西還是永遠藏在心里好！
　　然后，我每年比別人少看了一百場電影。
　　然后，我每年比別人多了幾十張大部分是鉛印的退稿箋。
　　然后，我在一個短篇中憤懣地寫道：什么慧眼？哪兒見過慧眼？生活的道路上盡是些卉眼！穢眼！燴眼！晦眼！并開始懷疑自己一向堅持的信條：人生的道路并沒有任何捷徑，唯一的訣竅是，看準一條道路走下去，不要回頭，不要旁顧，猶豫者，徘徊者，終歸是跟著別人爬的碌碌鼠輩。似乎自己正在成為這種碌碌者！
　　然后，獲獎詩人和獲獎作家被上級***門調走了，“出身不好”的我被名不正言不順地“借調”到縣文化館。就這樣，機遇露出了尾巴：我住進全館最有靈氣的四〇四號房間，寫《第九個售貨亭》的姜天民兄已人去樓空，留下那只曾經(jīng)趴在上面寫出了那篇佳作，因為是公物不得搬走的舊辦公桌，還有那把沒有人坐著壓著也會吱呀作響的爛藤椅，最重要的是那一屋靈秀。
　　“守著這風水寶地寫不出東西才怪。”沖我說這話的人彈出了弦外之音。退稿箋和廢手稿又積攢了一大堆，我怕當著眾人的面燒，躲在屋里點了一把火，濃煙嗆得睜不開眼睛也不敢開門，鄰居都以為是失火了。
　　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，國家的變革才剛剛開始，到處都是朝氣蓬勃的樣子，在極短的時間里，一批又一批相對年輕，而且有較高知識水平的人，被選拔到關鍵崗位上，擔任起關鍵的工作。更年輕的那一批人，則面對各種各樣諸如電大、職大、業(yè)大、函大等課程，抓緊一切可能的業(yè)余時間，苦心修煉著大學文憑的正果。眼前的榜樣擺在那里，大家都明白，這些是今后人生旅途上不是捷徑的捷徑。那時，我本該屬于這些更年輕的一批人，卻沒有與同伴們一道順潮流而動，偏偏要獨自踏上文學這條不歸路。我那時已在縣城一家工廠里從車工做到了廠辦公室秘書，被借調到縣文化館工作后，包括最好的朋友，都沒有對我的選擇表示出應有的鼓勵，走在黃昏落日后的街道林蔭里，時常孤獨地面對一群群已成了電大新生的熟人。他們身上掩不去的青春喜悅，不能不讓我一聲聲地聽著對人生之門的叩擊。雖然我有足夠的毅力，然而未來究竟如何心里根本就沒有半點把握。
　　在縣里待著的所謂文化人，都有一個剪貼本，上面粘貼著出現(xiàn)在大小報紙上自己的文字。盡管那些小的才一指寬，最多不過五指寬的剪貼與文學沒有任何關系，只不過是地方新聞與逸事的文字書寫，在小城里卻是極為重要的文化氛圍。我沒有這種剪貼本，骨子里更是不屑為這類事物寫上哪怕一個字。所以，都說我沒有發(fā)表過一個字，我斷無反駁的可能。反過來看這也是事實，一個尚未正式發(fā)表任何作品的人待在文化館的這個位置上，其壓力可想而知。
　　當自己的手稿變成“鉛字”的希望越來越渺茫時，一想到當初的選擇心中就免不了有幾分悲壯，這種悲壯又激發(fā)了心里的底蘊，我寫了一部關于幾個青年在深山里建電視差轉站的故事的中篇小說《黑蝴蝶，黑蝴蝶……》，并情不自禁地將內(nèi)心的抱怨和焦慮寫成百感交集的句子：機遇是存在的，但它只是少數(shù)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品。習作完成之后，我把它寄給了《安徽文學》，這時是一九八三年十一月。
　　當初，真不敢相信這種奢侈品自己居然有緣品嘗。
　　而今我對機遇的體會是：只有歪打才能正著。
　　一九八四年元月上旬，郵遞員送來一封信，而且是我生平第一次收到編輯部寄來的掛號信，是《安徽文學》寄來的。我已經(jīng)十分熟悉，如此厚厚的一沓肯定是退稿！也不知是生誰的氣，我揪住信封的一角，“嘩”地一下撕開封口。沒料到雖然還是退稿，附在退稿之上的卻是一封滿是溢美之詞的親筆信。信中提了不少建議，并讓我“修改后速掛號寄小說組苗振亞”。那一陣兒子剛出生，取單名：早。其中就有自己的期待：但愿兒子能早早給他的爸爸帶來機遇。沒想到蒼天有眼，不負我望，機遇真的早早來了。
　　此后不久，縣文化館組織了一次業(yè)余小戲劇本創(chuàng)作筆會。下鄉(xiāng)的那天，我又收到了苗振亞老師的信，他在信的開頭說《黑蝴蝶！黑蝴蝶……》已發(fā)四月號二條，信的結尾寫道：“我爭取最近能有湖北之行，到時一定去看你，很想見見你這位年輕人。”看完信我半天說不出話來，當然這激動是因信的開頭而發(fā)生的，至于結尾我很快就將它作為一般的客套忘卻了。從合肥到英山，關山重重，路途遙遙，能隨便來隨便去么，況且在文學大軍中我算老幾，值得他們專程來此一趟？
　　我一頭扎下去，同幾名業(yè)余作者一道邊看邊寫，邊寫邊看，走走停停半個月后，來到鄂皖交界處，屬于安徽省霍山縣的漫水河鎮(zhèn)，住在一家生意蕭條的國營小旅社里。
　　接下來的一天讓我終生難忘。三月十一日本是個很普通的日子，南方的倒春寒在陽光普照之下減退了不少。吃過午飯正要上床略事休息，同行的南河區(qū)文化站長王中生突然闖進屋來直嚷嚷：你的老師來了！一時間我成了丈二和尚，這兒離英山縣城差不多兩百里，初來乍到有什么老師？王中生的樣子又讓我不得不相信，進到他的房間，只見客房的床上并排坐著兩個中年人，面孔是百分之百陌生。在我怔怔地不知說什么好時，對方主動做了自我介紹。我才知道靠左坐著、戴鴨舌帽、一副忠厚長者模樣的叫溫文松；靠右坐著、戴近視眼鏡、清瘦并讓我覺察到儒雅氣質的就是那個寫信給我的叫苗振亞的人。